國家圖書館正在展出《甲骨文記憶》高希2017年10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發布消息，我國申報的甲骨文順利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

國家圖書館正在展出《甲骨文記憶》

高希

2017年10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發布消息，我國申報的甲骨文順利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咨詢委員會的評審，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創建于1997年的《世界記憶名錄》，旨在對世界范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進行搶救，并加強保護和利用，提高全世界對文獻遺產及其重要性的認識。

中藥“龍骨”原是甲骨

都說“一片甲骨驚天下”，作為20世紀初四大文化史發現之一，中國最早的成文古文字文獻遺產，跨越千年的甲骨文是如何被發現的呢?筆者想說的便是甲骨文與北京城之間的一段往事。

談起甲骨文與北京城，就不得不提到有“甲骨文之父”之稱的清代學者王懿榮。王懿榮，字正孺，山東福山(今煙臺市福山區)人。《清史稿·王懿榮傳》中說他“泛涉書，嗜金石，潘祖蔭、翁同龢并稱其學”。這位當時的國子監祭酒、著名的金石學家是如何發現的甲骨文呢?

《北京志·出版志》中記錄了這個有點傳奇的故事。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榮患痢疾，醫生開出一劑藥方，上有一味叫“龍骨”的藥。當家人從宣武門外的西鶴年堂藥店買回來藥材時，略通醫道的王懿榮出于好奇，親自查看龍骨碎片，居然發現有一塊碎片上刻劃有奇異的紋絡。

精通鐘鼎文的王懿榮覺得蹊蹺，便又派人到藥店將所謂龍骨都買了下來。經仔細研究，他認為這些龍骨其實是年代久遠的獸骨遺留，上面鐫刻的“畫紋符號”并不同于青銅器上的銘文。于是他出高價，大量收購帶字的甲骨，一次竟得800余片，包括刻有52個字的全甲一片。劉鶚在《鐵云藏龜·自序》中記下了王懿榮對收購甲骨的執著，“庚子歲有范姓客，挾百余片走京師，福山王文敏公茲榮見之狂喜，以厚價留之。后有濰縣趙君執齋得數百片，亦售歸文敏”。

后來的歷史表明，如果說這些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未被認出以前，它們只是被當作藥材賣進了中藥店，隨著其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被重視，甲骨漸漸被當作寶物賣給了古董商人或直接賣給學者，這些重要歷史文物因此也就得到了保存，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條件。

“甲骨文之父”以身殉國

在收購甲骨的同時，王懿榮開始對照典籍文獻，研究他的“發現”。他還找來琉璃廠清秘閣的古玩商孫秋商討，又請教刑部主事孫詒讓。后來，王懿榮從骨片上找到商代幾位國王的名字，從而認定這是早在篆隸之前的上古文字。

盡管對于這些故事的細節，后世學者有所質疑，也有學者對王懿榮首發甲骨文的說法持不同觀點，但清代學者王懿榮無疑對于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他翻開了甲骨文學的第一頁，被譽為“甲骨文之父”。

王懿榮的學術貢獻，還在于他推測甲骨文為殷商之物，對近現代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方向和工作重點有很大影響。學者羅振玉在《殷商貞卜文字考·自序》稱，甲骨卜辭“文字雖簡略，然可證史家之遺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

隨著安陽殷墟的發掘，學者們將古代史料和地下出土文物結合，將漢字起源上溯至商代(盤庚遷殷以后)，把中國信史提早了一千余年。可惜的是，當年的王懿榮還未對這種文字展開深入研究，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他率軍民奮勇抵抗，督守東便門師潰后，亟返今東城區錫拉胡同內的寓所，書絕命詞，投井殉國。

但甲骨文并沒有隨著王懿榮的逝去而再度沉淪，其收藏的千余片甲骨被他的好友、《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收購。1903年，劉鶚將王懿榮和自己收集到的甲骨選拓1058片，編寫成《鐵云藏龜》一書，這也是中國著錄甲骨文的第一部專著。另一部分由王懿榮之子贈送天津新學書院，后經美國人方法斂摹寫，編入《甲骨卜辭七集》。還有一小部分，在1939年由唐蘭編進《天壤閣甲骨文存》一書。

求解甲骨文“一字千金”

目前，已發現的甲骨有15萬余片，能識別出來的有6000余字，雖歷經幾代學者努力研究，但能準確釋義的僅1500余字。2017年7月，中國文字博物館發布的一篇“懸賞公告”引發了各界關注。公告稱，破譯未釋讀的甲骨文并經專家委員會鑒定通過的研究成果，單字獎勵10萬元;對存爭議甲骨文做出新的釋讀并經專家委員會鑒定通過的研究成果，單字獎勵5萬元。真可謂“一字千金”。長期從事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的朱彥民教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甲骨文單字等待人們釋讀，但是任何一個字的破譯工作都是一場“攻堅戰”。

其實全國發現甲骨文的地區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都城殷墟(今河南安陽)，另外在山東大辛莊商代遺址、陜西周原周代遺址中也有發現。難得的是，北京地區不止一處出土了帶有刻字的甲骨，1975年，在昌平白浮村挖掘三座西周木槨墓時，發現卜甲殘片100多片，其文字有“貞”“其祀”“其尚上下韋馭”等。1996年冬，在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國都城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在一座西周早期灰坑中發現了數十片卜甲，有三片刻有文字。其中清晰地刻有“成周”二字的卜甲為琉璃河遺址的分期和斷代提供了新的依據，對古都北京的始建城年代及歷史沿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